岂能如此自杀：两亿劳动者 VS.两亿面临职业病

      近年来，职业病危害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各媒体记者进行了多地域、多方位的报道，人民网主页策划了一个专题《职业病严峻：保护劳动力就是保护国家竞争力》不讲不知道，一讲吓一跳。其实，多年来，有良知的媒体人都在不断地报道各种职业病危害及其受害人求生无门，等死无路的凄惨现实，结果多半是石沉大海，今天集中起来一看，岂但是“保护民族竞争力”这么简单，真应该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如临深渊的危机感，而这个危机感不是来自外部，却是来自一种“自杀”式的发展模式。

      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来，在一个个“经济奇迹”的背后，人们逐渐看到了社会正在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通常，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数千万下岗失业工人，昂贵的医疗成本，巨额的教育支出，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三农”问题的困扰，官商勾结、学商互补等等热点上，这些热点互相纠缠，互为因果。然而，今日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社会经济生产的一个最直接的副产品——职业病身上的时候，一个更加触目惊心的结果提醒我们，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背后，还有一个精英们说不出口的“软道理”，就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为少数人的“先富”垫背。

      据新华社石家庄４月３０日电报道，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在４月２９日于河北省高碑店市召开的国家职业病防治现场会上介绍，我国是世界上职业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全国涉及有毒有害品企业超过１６００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２亿人，有两个职业病集中的重点人群：一是约１亿名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农村进城务工的流动劳动者，二是１．３６亿名在乡镇企业从事工业劳动的农村劳动力。

      看到这一组数据，草民再引证另外一组数据，据《统计研究》2004年的数据表明，从全国来看，目前全国农村人口8亿多，农村劳动力4亿多，而农业生产需要约1亿多劳动力，2亿左右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在现时的改革思路下，这批“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城镇底层服务业、劳动力密集型工业转移，从比较“正面”的思路来看，按照国家统计数据，2002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达到9400万人，比上年增加 470万人，增幅5.24%。外出打工者人均年收入5597元，比上年增加94.4元，其中带回家3472元。全国农民的打工收入就达5278亿元。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民工为这每月500元左右的血汗收入，付出的可能是终身的残疾乃至急性、慢性死亡。

      而正是由于目前靠盘剥廉价劳动力、掠夺式占用资源，高强度能源消耗、无度排放污染而带来低成本的大量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所创造的所谓“高GDP发展”，将上述两组数据连成一个整体，那就是，其一：职业病危害集中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群体，约１亿名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农村进城务工的流动劳动者，还有１．３６亿名在乡镇企业从事工业劳动的农村劳动力，二者相加，差不多是2亿多；其二：农村需要向工业和城镇服务业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也差不多是2亿多。我们得到一个全景视图，就是几乎所有进城务工或者在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处在职业病的威胁之下，当然，这其中可能还包括城市失业后“再就业”的人群。

      光有职业病“威胁”不是问题的全部，连坐在空调写字间里的白领、金领，甚至公务员们也在感叹“职业病威胁”，问题的核心在于，民工们在“职业病”面前得到的不是防护和关爱，而是欺骗、榨取、冷漠、抛弃。用上海卫生防疫站的老站长王耀祖的话讲“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三资企业的大量涌现，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职业病问题。他们办厂，什么都不管，而政府重视的是创造投资环境，忽视了劳动者的健康。引进的许多东西都是没有防护措施的。以前有毒化学药品上还画一个骷髅头作为警示说明，但是他们什么都不写，直到出了问题防疫站才去查。…职业病从健康上害了好几代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中外资本家为一己私利，完全罔顾民工的生命安危，把民工看成与一桶桶化工原料、一捆捆蒲草等价的“生产资料”，恣意榨取，顺便处置。各级政府对资本的“人格”谄媚有加，只谈“优惠”，不管危害，哪里还有半点主动监管的原动力。

      冷眼看来，底层劳动人口，其中主要是民工，在大小资本家与官僚主义、拜GDP主义的双向对待下，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目前已经造成严重危害的几种职业病，其后果对民工们都是毁灭性的，“自古华山一条路”——等死。等死是有代价的，要吃、要喝、要忍受痛苦、要备受精神煎熬。而令人深思的是，这些榨干了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一辈子健康换来的，却是一批赫赫有名的“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上海等等等等。

      例如：曾经在浙江宁波遍地开花的蔺草制品厂，其草席产品即日本人喜爱的“榻榻米”为当地的经济带来过巨大收入，而在这些工厂打工的民工们付出的代价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发现了蔺草加工行业中的尘肺病，市卫生局近日公布的一项专题调查结果表明，宁波市有蔺草企业361家，调查涉及171家企业，监测作业场所粉尘作业点1007个，合格210个，上岗前体检和定期体检已达100%，但离岗体检率只有31.02%，171家企业完成职业健康检查9129人，患有尘肺病的有163人。重庆民工陈其伦，靠在蔺草行业打工挣钱送儿子走进西南师范大学，但陈其伦被确诊患上了尘肺病。多方索赔无门之后，陈凄然叹道“我虽有尘肺病，但估计一两年还不会被拖死，我非要等到一个裁决结果出来。”

      例如：来自湖南澧县25岁的黄三梅，在东莞市一家五金厂从事产品清洗工作，老板事先并未告知清洗液有毒和采取防护措施，一天工作12个小时，导致黄三梅患上职业性正己烷中毒，已经在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的病床上躺了一年。下半身失去知觉，面临瘫痪的危险。 ……

      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托起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奇迹”，造就了占人口比例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更少的X万富翁、X亿富翁的同时，却又是同样数目的潜在的高度危险的职业病受害者，这种代价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令社会的发展成本一日重过一日，我们可以设想，面对2亿个整日在粉尘、有毒化学材料威胁下求得微薄收入的庞大人群，面对一个数百万、上千万的慢性职业病人群体，面对因此而负债累累或者家破人亡的万千家庭，谈何“和谐”，“发展”何用。

      可能精英贤达们又要推诿于“法制不健全”了，可是，于2002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职业卫生防治法》，被上海卫生防疫站的老站长王耀祖认为这是中国最完备的一部法律。但执行起来却颇为暧昧，特别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为解决解放前工人职业病威海卫能有任何保护，竭力建设起来的职业病防治体系，已经在经济发展的大潮和医疗市场化的冲击下严重萎缩。据统计，现在中国独立的职业病防治院只剩下12家。

      我们总是憧憬和宣扬一个充满物质、精神财富、平等和谐的社会的一步步到来，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却是2亿劳动者都面临职业病严重侵害的窘境，不蒂是一种近乎“自杀”的行为，一个处于如此慢性自杀状态的民族，其崛起、复兴的意义将大打折扣。